陆磊：积极应对多种风险挑战的中国金融政策

如果原告不能证明，就不存在可确认的法律关系[138][138]。

特别重要的是有别于德国法对个别人民角色的理解，据此个别人民也可以是公益的捍卫者，并被赋予积极地位[129][129]。根据《环境救济法》第3条，环境团体的诉讼权能通过主观权利的侵害得出。

要对抗基于客观化产生的忧虑，必须选择最符合该情境的程度。因此《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经常被强调作为个人权利保障的基本决定[25][25]，对于行政诉讼的法律框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实体合法性的判断上也必须涉及原告主观权利[54][54]。他拒绝履行向国安局提供信息复本的义务，[1][148]他主张违反《基本法》第10条。就此其他法律不须明文规定，也可能通过规范的意义与目的得出[63][63]。

这特别涉及其他领域的团体诉讼。这对于法院判决而言是要求过度。聘用制限定的用意十分明显，一则通过公开招聘借助市场化优势挑选辅助人，促进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保证人员素质。

我国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党中央积极贯彻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将工作重心下沉到基层社区，社区成为第一道防线、关键防线和人民防线。[37]参见刘飞：《试论民营化对中国行政法制之挑战——民营化浪潮下的行政法思考》，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38]参见张正钊、胡锦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行政辅助本身不存在意思表示，其需要依附于行政决定，而应急状态下的决断属于深度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即决策者对于决策所需的重要信息处于无知状态，且对于这种无知状态也一无所知，即未知之未知（unknown unknowns）。中共民政部党组：《坚决筑牢疫情防控社区防线》，载《求是》2020年第20期。

具体而言，私主体有了行政机关的指令犹如获得尚方宝剑，公民基于危机应对需求也会积极配合，但如若发生冲突，由于突发事件中私主体行政并未经过授权、委托或者聘用程序，并不属于法定的行为主体类型，即使从行政助手的角度来看，由于指示的模糊性，何谓越权自负其责的范围也并不明确，由此导致责任推诿，行政辅助就此充当了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责任屏障，这是指令型行政辅助发生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另一类是与紧急状态应对无关的权利，例如姓名权。

[52]参见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153页。[20]于公众而言，每个主体都有参与治理的权利和义务，并以行政辅助的方式听从指挥、协同行动。因此，应急状态下的行政辅助虽然对人员准入环节有所放松，但对行为的从属性要求却极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8]崔磊：《英国警务改革考察及其对我国警务改革的启示》，载《公安研究》2011年第2期。其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私人在参与行政中的监督，是公民监督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应急状态下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平衡机制。为优化警力资源配置、节约财政支出，最佳方式便是警力无增长改善[8]思路，即招募警务辅助力量予以应对。就现有的理论资源来看，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角度探讨私人参与行政问题始于2002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东亚行政法学第五次年会，其议题之一就是民营化、规制缓和与行政法。

因此党中央提出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和就地解决的思路，以提高执行效率，这决定了辅助人员的选择应当以地理优势为先，无法大范围公开招聘，范围的缩小决定了可选择人员的有限性，加之人力资源的大规模需求，导致人员准入资格的降低。同时，基于制度演进和司法实践的分析可知行政辅助应当包括聘用型行政辅助和指令型行政辅助。

一方面，私主体在紧急状态下临危受命，并无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不仅需要为此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是在突发事件下置身于危险，若还需为高压紧迫的工作中不可避免的过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话，不免挫伤工作积极性，也显失公平。随后，各省市纷纷出台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规范辅警事项。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因情势所迫，不得不以简略的程序、概括的指令选择未经仔细考察的私主体协助完成行政任务，这是风险应对中极具风险的策略选择，必须提高警惕、审慎选择。由行政辅助所引发的侵权责任存在两种情形，本文将其喻为顺理成章和节外生枝：前者是指行政辅助行为在其本职工作中引发争议，后者是指行政辅助额外生发争端引发侵权争议。为此，本文提出指令型行政辅助作为法学概念，尝试为私人参与应急行政的新样态提供归置容器。[39]从卢曼的决策理论来看，应急状态下的决策人员面临无法决定才需要决定的决策悖论，陷入两难境地。例如，为隔断疫情传播需要对高风险地区进行静默管理，行政机关显然无法在所有社区、村镇和公共场所配备执法人员，群防群控是必然选择，此时行政机关只需要控制居（村）民委员会、保安公司等私主体协助完成行政任务即可。[26]应急状态下事态的反常性和史无前例，时常超出人们的知识限度，许多应急措施具有相当程度的冒险性质，对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也不再是确定的值，而是一个跨度较大的可能区间，此时传统的比例原则和成本收益分析无从运用。

[31]行政委托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行使方式，受委托组织以委托机关的名义代理行权，其名责并不转移。由此可知，行政追偿的对象是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

[49]参见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2010）科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9月19日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做重要讲话时曾明确提出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60]私主体参与风险治理正是协同性治理的重要表现。

二、指令型行政辅助的生成逻辑辅警是我国最先发展起来的行政辅助形态，其兴起的背景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所带来的人员流动性、事务复杂性和社会活力的不断增强，阶层分化和利益冲突愈发显现，大批违法犯罪活动冲击着正常的社会安全秩序，给警察执法带来严峻考验，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警力不足，尤其是基层一线繁重的治安任务与有限警力之间的矛盾。[45]但个别社区相关人员缺乏法治素养，在辅助执法过程中有的以政府派出机构即城市街道办事处的名义出现，有的则直接以社区名义发布封控通知，后者显然缺乏法律依据，易于引发公众质疑和抵触。

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时，由于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具体执行地点和执行内容都无法事先约定，只能依实时指令予以动态调整。以辅警为例，公安部一直强调严把进人关。在此情境下，因时间紧迫导致略去了事先的详尽考察、强制指令替代了自愿合意、程序简化的概括授意取代了程序完备的书面契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理论的辐射边界，造成私主体身份不明、责任空心化的局面

但即使这样,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地方社区派遣的人员能够天然地取得对社区的代表权利呢?即以他们的意志和判断独立地采取行动,但这一行动的结果能够约束社区吗?为什么这些地方社区的代表能够天然地在一起作为一个一元化的群体而投票呢?正如哈里斯所指出的,1295年模范议会从根本上并不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只是将作为王国重大事务之一的国王的必需(necessity)提交王国共同咨商这一传统的延续,而地方代表的加入是扩充了这一咨商的实体[9]42。司法也是法国体制中分殊程度最高的部分,但直至18世纪,国王仍可把高等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调到自己的审判会议审理,并通过内部法庭对不听话的法官进行惩罚。

这个代表王国的会议在13世纪的英格兰并不是新奇的东西,它不仅能够代表王国对征税作出同意,还能够代表王国颁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这个会议似乎包含了一个神奇的转化,一方面,它是由持有国王土地的直属封臣所组成的,就此而言,它是封建的(feudal);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会议,它又能够代表王国,就此而言,它是王国的或全民的(national)。

能够以类似的方式被代表的不仅是王国,还包括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地方社区。易言之,这一代表不是授权代理(delegate),而更接近代表(representive)一词的本初含义:通过某种形象使某事物获得表征。

这里的咨商包含了同意通过的含义。大贵族的集合体可以主张对王国事务的处理,代表王国进行咨商和同意,这不是因为他们形成, , , , , , 了集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会议的性质和对这一会议的参与促使他们成为一个集体或集团,而是因为使他们在其中形成集体的大会议本身具有这一权利,从而他们可以主张这一会议的权利。不止是郡,每一个层级的地方社区都是一个法团,在国王的总巡回法官面前,地方社区的法团性质显露得至为明显:当我们查看这一时期的巡回审卷宗时,就会为这一观念在民众中扎根之深所震惊:全郡民众都要到场并表达其想法,每个百户区、镇区也要到场,伯克利百户区这么说,斯多镇区那么说;郡、百户区和镇区也会因疏于履行其治安义务或说谎而遭到罚金。哈里斯在分析12—13世纪英格兰税收问题上的王国共同咨商原则时指出,王廷大会议对税收的决议一旦通过就可以约束王国,这不是因为大贵族的个人地位,而是因为在作为一个实体时(as a body),他们可以主张对王国重大事务的处理,并为王国发声[9]30-31。

这一会议并不是自《大宪章》开始的。易言之,对于英国议会而言,代表的观念是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其中的,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存在的王国政治实体,以及它能够被一个以某种方式组成的会议所代表(be represented)。

英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国家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宪治架构成型的过程,两者几乎是在同一历史过程中重叠进行和完成的,而这两者的共时性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早期形成了作为一元化机构的议会。[6] 佩利·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7页。

关键词: 英国议会 一元化机构 国家建构 王廷大会议 贤人会议 议会制度和普通法是英国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和宪治国家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支柱,戴西在19世纪将之归纳为英格兰政治制度的两件异彩:议会主权和法律主治[1]。虽然英国法上的法人概念直到15世纪才出现,但郡实际上一直是一个法团组织,当郡的代表进入王国大会时,他们不是一群未予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代表,而是一个法团组织(corporation)的代表[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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